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06/15 12:52 最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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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陷天京(南京),消灭太平天国后,1864年,曾国藩(1811-1872)迎来了人生的权力巅峰。

此时,他拥兵三十多万,湘军兵强马壮、功盖天下,作为大清帝国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还节制着作为帝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自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全部归他节制。

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全国十五名巡抚中,也有七人属于湘系;另外放眼大清帝国,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几乎把持了半个大清帝国。

1864年的曾国藩,掌握着大清帝国最庞大的军力。

眼看湘军势可倾国,湘军高级将领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也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称帝,1864年7月后的一天,以曾国荃等四人为首的三十多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军营,企图重演一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没想到正当众人鼓噪之际,曾国藩却当场写了一幅对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他委婉向部下们说,自己效忠大清帝国,并无意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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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来,关于曾国藩为何不称帝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热点,今天,最爱君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曾国藩放弃称帝、激流勇退的原因所在。

其实,在太平天国陨落前,想劝曾国藩自立称帝的人,已是一拨接一拨

1861年8月,湘军攻下长江要镇安庆,直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此时,恰逢咸丰皇帝驾崩,年仅六岁的载淳(同治皇帝)登基,慈禧等人随即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实行垂帘听政。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到一年,大清帝国随即帝位更替、中枢动荡,眼看主少国弱,湘君将领李元度随即写了一副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进呈给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

“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草案树为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

曾公无心,但属下有意。

趁着曾国藩生日的名义,友人、湖北巡抚胡林翼前来祝贺,交谈间,胡林翼偷偷写了一张纸条:“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不说话,只是悄悄将纸条撕了个粉碎。

眼看满清帝国风雨飘摇,汉人势力迅速崛起,老部下左宗棠也写来了一幅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后,将“似”字改成“未”字,悄悄退回。

湘军,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军事集团。

作为曾国藩的密友,这一天,王闿运也来到曾国藩幕前,密献“纵横计”,暗中劝进;没想到曾国藩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点点划划,然后起身离去,王闿运一看,写的竟是“荒谬”二字,不得已,王闿运随后紧急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

从1853年组建湘军,到1864年太平天国临近覆灭前,曾国藩势可倾国,这一点,连他的对手都看得清清楚楚。

此前在被俘后,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就提醒曾国藩说,你若汉代韩信一般,何不率众独立?否则你功高震主,怕是难免“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被俘后,也向曾国藩进言说,自己愿意为曾国藩招抚仍然坚持在长江两岸抵抗的十多万旧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但对于这些连续不断的“劝进”之言,曾国藩并没有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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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属下乃至对手极力拥戴,但对于是否称帝,曾国藩心里明白,尽管湘军表面上势可倾国,但内中已暗藏分裂。

曾国藩心中明白,1864年前后的湘军,尽管名义上拥兵30多万,但内中却派系复杂,真正归属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其实只有大约12万人,而其中真正的嫡系部队,只有归属弟弟曾国荃指挥的5万人马,其他各部,跟曾氏兄弟,多少都有点不同程度的矛盾。

对此清廷看得清清楚楚。1854年,当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一度喜形于色,说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立下如此奇功,于是大学士祁寯藻急忙说,曾国藩只是一个不在官位的侍郎,却能迅速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这恐怕不是国家的吉兆,咸丰皇帝听后顿时变色,此后咸丰在世期间,一方面让曾国藩打仗,另一方面却故意不肯将地方总督巡抚等实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汉人。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后,垂帘听政的慈禧等人碍于帝国动荡,无奈下授予曾国藩“节制四省军政大权”,但为了抑制曾国藩、分化湘军,慈禧也在湘军内部,不断地扶持曾国藩的反对派和敌对势力。

慈禧等人一直在竭尽所能分化、制衡湘军。

以左宗棠为例,左宗棠曾经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一度劝说曾国藩自立称帝,但由于性格倔强,加上部分政见不合,左宗棠在后期与曾国藩逐渐疏远,对此慈禧见缝插针,在1863年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得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麾下分化出去。

另外,作为曾国藩的老幕僚和老部下,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也跟曾国藩决裂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1861年,在曾国藩的上疏保奏下,沈葆桢被晋升为江西巡抚;此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领兵围攻天京,前线急需军资给养,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急得“夜不成寐”,然而沈葆桢却将原定移交湘军的半数江西厘金全部扣除,对此曾国藩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沈葆桢的“忘恩负义”,后来,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太平军反攻时,故意不防守安徽南部的广德和宣城,以致太平军长驱直入江西,为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最终绝交,双方形同陌路。

在清廷和慈禧等人的授意和故意分化下,由此,尽管名义上号称“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但实际上,到1864年,浙江的左宗棠势力和江西的沈葆桢势力,已经难以为曾国藩所控制。

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清廷在此基础上又进行分化和釜底抽薪,这也大大削弱了湘军的内部势力,使得曾国藩如果要反清称帝,也不得不细细思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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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和慈禧的故意扶持下,另一股抑制湘军的势力:淮军,此时也迅速崛起。

作为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一度还给曾国藩做过幕僚,尽管没有像沈葆桢一样与曾国藩公开决裂,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也不得不开始忌惮起来。

此前,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正是太平军势力最为雄厚之时,对此曾国藩还催促李鸿章尽早组建成军,以协助对抗太平军。但是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心中非常不爽,不仅要求李鸿章自我限制,而且派出心腹韩正国带着两个营的湘军进驻淮军,监视李鸿章的举动。后来,曾国藩还截留了4000名本来要补充进淮军的新兵,并将其擅自编入湘军。

对此,李鸿章心里很是恼火,李对淮军的二号人物程学启抱怨说,曾国藩和湘军是:

“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

李鸿章创办的淮军,成为抑制湘军最有力的武装集团。

尽管淮军在创建早期发展艰难,但淮军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士绅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仅仅两年时间,淮军便从6000人剧增至70000人;另外在洋人的支持下,淮军还一跃超过湘军,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清军中装备最精良、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

另外,淮军内部跟湘军的矛盾也非常深。

当时,急剧扩张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原太平军的降军多;二是很多要员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跟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有很深的隔离感。

以太平军的降将、淮军二号人物程学启为例,程学启起初投降的是湘军,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却对他们疑心很重,经常排挤欺凌程学启等人,打仗的时候经常叫程学启等人在最前面冲锋送死,另外筑营的时候也不允许程学启等降兵跟湘军在一起,担心他们内乱。

由于深受湘军歧视,程学启还曾经自杀过,幸亏被部下所救,因此,在后来改投淮军后,占据淮军大部的原太平军成员,也对湘军是恨之入骨,因此可以想象,假若曾国藩造反称帝,那么在当时最为强大、与湘军向来不合的淮军部队,难免会与湘军公开决裂“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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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为了防范湘军等汉人武装的突发,满清朝廷也一直在不断提防。

尽管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南方战火滔天,但清廷却一直将八旗骑兵的主力十几万人,驻守在北京左右,这也就是京营八旗

另外为了扼防湘军,慈禧和奕䜣也在军事上做了防备,以提防湘军北进。当时,湘军西面有钦差大臣官文所率领的20万大军守在武昌,控制长江上游;另外著名悍将僧格林沁则率兵驻守在安徽、湖北;在湘军东面,清廷还布置了富明阿统帅大军镇守在镇江、扬州等长江下游地带,几乎是全面扼阻湘军。

对于汉人势力的崛起,清廷一直布置八旗兵严密提防。

湘军虽然号称强大,但主力以水军最强,骑兵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假如北上作战,湘军的水军相对清廷的八旗骑兵并无优势,另外,在当时满清还有60万绿营兵。

而在曾国藩的湖南湘军之外,清廷当时其实还命令直隶、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9个省的另外41位官员也举办团练武装,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势力,都是阻扼湘军的雄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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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尽管部下们热心涌动,期望着跟随曾国藩一起造反称王称霸,但对全国兵力分布和湘军内部矛盾了然于心的曾国藩,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有鉴于湘军内部的“骚动”,清廷也洞若观火,一直在不断敲打曾国藩。

1864年7月,当曾国荃攻破天京后,湘军连夜上奏捷报,原本以为会得到重赏的曾国藩和曾国荃,没想到却迎来了清廷和慈禧等人一顿劈头盖脸的狂训。

此前,咸丰皇帝在临死前曾经许诺“克复金陵者为王”,然而清廷不仅没有兑现这个承诺,相反还训斥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军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另外,针对当时到处传言,湘军掳掠太平天国的金银宝库“天国圣库”的问题,清廷还命令曾国荃,必须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

曾国荃,攻克天京的关键人物。

另外,清廷还颁发圣旨警告曾国藩,要求曾国藩严格管束部下,不得骄奢淫逸、四处掳掠,旨意中严厉训斥、暗藏杀机。

对此,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士心中非常愤怒,认为自己血战多年,如今攻下天京,不仅没有得到封赏,相反还招来清廷的忌讳和猜忌,由此,他们更加倾向于离心叛变。

但碍于各种形势,曾国藩并未迷失心智,只是默默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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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白,湘军立下大功,清廷却敢于如此这般训斥和猜忌,是有底气的。

碍于湘军内部的矛盾,淮军的坐大和制衡,以及八旗骑兵和各路绿营兵、团练武装的监视,曾国藩了然于心的是,尽管湘军号称强大,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

即使在曾国藩直接控制的湘军内部,当时贪腐之风也越来越严重,军队中的各级将士纷纷往家中偷运金银财宝,士兵们普遍厌战;另外由于赏罚不当、分配不公,湘军内部还出现了闹饷、抗令等问题;在军队中,湘军很多底层士兵大量加入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小集团的分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曾国藩明白,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锐气,在到达巅峰之日,也是衰落之时。

盛极而衰,是1864年,骚动不安的湘军,内部的真实写照。

而作为一介书生,曾国藩内心也没有反清称帝的野心。

在曾国藩心中,他组练湘军,原本就是为了忠君报国,儒家的忠义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起兵之初,就在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曾国藩就指出,他之所以反对太平天国,乃是因为太平天国本身毁灭儒释道等一切传统中国信仰,毁孔庙、烧道观、杀僧人,对于一切名教的毁灭: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如今完成捍卫儒教信仰和忠君报国的所谓“大义”,正是曾国藩内心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的内心,更多是一个儒家的卫道士。

另外在十多年的征战中,曾国藩曾经高达五次大难不死,这也让他身心俱疲、无力再战:

此前,在靖港大败后,曾国藩试图自杀,幸亏被幕僚所救;

第二次,回到长沙后,听说清廷要解散湘军,曾国藩一度悲愤,写下遗书、买好棺材想要自杀,还好前线湘潭大捷的消息传来,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第三次,湘军在湖口大败,曾国藩投水自杀,幸亏被李元度所救;

第四次,南昌被围,曾国藩差点被石达开活捉,幸亏当时刚好天京事变,石达开撤兵离去,曾国藩又逃过一劫;

第五次,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所率十几万大军包围湘军总部祁门,当时曾国藩手下只有几百亲兵,几条退路也全部被堵死,没想到太平军却由于情报失误撤围而去,曾国藩再次大难不死。

尽管自己多次大难不死,但曾国藩的二弟曾国葆却在战场上累死;三弟曾国华则战死。

从1853年组练湘军,到1864年攻下天京,11年间曾国藩历经坎坷,自身和家人的遭遇,也使得他对于所谓自立称帝,且不说心中的儒家道义束缚,和实际情况的诸多阻碍,即使在内心中,曾国藩也已是感觉到心力交瘁、沮丧难行。

8

而在攻克天京之前,曾国藩内心的这种惶惧就已显露。

在1861年终于受命“节制四省军事”时,曾国藩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表示:

“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1862年,曾国藩在两次写信给儿子曾纪泽中就谈到:

“余忧惧太过……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

“但求全局不遽决裂,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痛骂则幸矣!”

这位早年游戏嬉乐的书生,根本没有想到他人生的后半段,竟然会被卷入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并且成为决定时局的最为关键人物,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了他心中所能承受的程度,更何况,自古“功高震主”、“狡兔死走狗烹”的无数案例摆在眼前,曾国藩更加是战战兢兢。

为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以年羹尧等人的惨死为例,大清开国两百多年,没有几个汉人像他这样手握重兵的,所以朝廷不放心,是很正常的事;对此他劝诫曾国荃说,受点窝囊气很正常。

另外,考虑到当时天京虽然已破,但太平军仍有数十万残部在坚持战斗,北方捻军也活跃流窜,再加上资本主义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危险局面,曾国藩心中也不忍再挑起战祸,殃及天下。

曾国藩通过裁军以自保。

为了激流勇退,最终就在湘军攻破天京一个多月后,1864年8月,曾国藩决定自削兵权,并自裁湘军25000人,这其中,削的都是他直接控制的湘军核心部队;1864年11月,曾国藩又自己奏请停征了作为湘军军饷的厘金、亩捐;此外,曾国藩还让弟弟曾国荃主动“抱病离职、回原籍调养”。

通过自我裁军、主动交权等一系列举措,没有反清称帝的曾国藩,最终实现了激流勇退和自我保全,而清廷对他“再造大清”的回报则是,一个御赐的所谓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的“殊遇”。

八年后,激流勇退的曾国藩,最终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死在任上。对此清廷给予他的待遇是: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并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

对此,后来毛委员说了一句: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以再造帝国之功,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除了郭子仪,你不服他,还能服谁?


参考文献:

王华:《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董佳:《曾国藩为何不敢反清称帝?》

吴剑文:《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有没有想过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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