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合邦:戊戌变法中的一段疯狂往事 | 短史记

06/15 11:07 短史记

《回望戊戌年》第二期(第一期见文末链接)。


文 | 谌旭彬


戊戌年,康有为曾试图推行许多充满了想象力的举措。比如:


1、要求开制度局、懋勤殿作为新的最高决策机构,以架空内阁军机处和六部衙门,使其成为纯粹的政策执行机构。


2、向光绪推销“中日合邦”。


关于后者,康有为《自编年谱》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当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


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


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交谊,是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


“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有为没有在《自编年谱》里对“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


要明了他所说的“两国合邦”的具体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的“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方案有关。


关于“借才”,洪建议:


“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


意即:建议光绪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这些“名士”并不只是顾问,而要“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


洪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


“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


意即,洪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关于“联邦”,洪的建议是:


“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所说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洪也就不必拿“挪威合于瑞典”“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来举例了。


据孔祥吉先生的考据,洪的奏折极可能是康有为所拟。


图:徐悲鸿《康南海行乐图》


李提摩太兜售“救中国妙法”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


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据《万国公报》的报道,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

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

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

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

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

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

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

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

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这一连串建议的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部门的权力交由西人掌管。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李曾建议康,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


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抵达京城后,李曾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


其实,在与康有为合作之前,李提摩太已经先后找过张之洞、李鸿章,推销其“中日(英美)合邦”之说。


据茅海建先生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早在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就曾致电张之洞,声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李鸿章曾邀请李提摩太北上,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见张之洞,李鸿章转又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其“妙法”是否可用。


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说出了他的“妙法”,即“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张之洞的回应是“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


被拒后,李提摩太继续寻找买家,先后拜访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龢、恭亲王奕訢等人。至戊戌年,真正愿意“购买”其“妙法”者出现了,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当然没有“一百万两”。但他能推荐李提摩太做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戊戌政变后,英国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和白利南,曾如此评价康氏与李提摩太的结合:


“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后,中国朝野掀起了一股“伊藤热”。


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


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改为开设“懋勤殿”。作为制度局被否决后的替代方案,懋勤殿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


意即,康有为建议光绪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


据康有为自述,该提案是康在八月三日拟定,呈递奏折的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 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


奏折中的“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种话。


图:杨深秀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真意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


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


“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


具体而言就是:


1、“四国”合为“一邦”。

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

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未成。


图:伊藤博文,曾接受朝鲜“借才”出任“统监”,完成“日朝合邦”。


康党对清廷政权毫无感情可言



上述材料,一方面证实了康党当日确曾积极运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康党意在夸张言辞以欺玩光绪。


如披阅戊戌史料甚广的茅海建先生亦坦承:


“康称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约两国合邦大会议’,我却尚未查到相关的史料”。


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称美国涉入其中,目前也毫无史料可证。


惟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确实在“合邦”问题上与康有为存在合作。


简言之,目下尚无任何材料,能够证实康党在撺掇光绪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曾与各国官方人物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达成过任何实质性的共识,其“挟洋自重”以欺玩光绪之意,至为明显。


有些学者认为,康党搞“合邦”,只是一种“挽救新政”的权宜之计。


这种说法其实很难成立。


首先,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并亲自撰写序文为之宣传。


该书主旨,乃是宣扬日本应该与朝鲜合并为“大东国”。森本如此解释自己提倡“日韩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等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认为原本“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梁氏的删改本则“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由此可见,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并非突发奇想。


其次,“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译语境中,明确系指美国的“state”(州)。


如1868年张德彝出使美国,其游记称:“合众国议事厅,……排座各邦绅士二百七十余名”。因“state”拥有较高的自治权,故洪汝冲才会在劝说光绪“合邦”时说:“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⑦


再次,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戊戌喋血之后,康党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


如1899年11月,康党“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宣称:


“日人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


简言之,戊戌年前后,康党运作“中日合邦”,乃是其“排满反清”这一固有政治立场下的产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在戊戌年之前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及至戊戌年获得了光绪的青睐,也仍对爱新觉罗之清廷毫无感情可言。


图:森本藤吉所著《大东合邦论》


合邦与政变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这样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 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道出了慈禧在戊戌年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的最可能的一种缘由,即担忧公开审讯将引来“外国干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让慈禧产生“光绪不惜借外力与之争权”的想法。


1899年,慈禧欲废除光绪,该计划被列强所阻,可谓坐实了她在戊戌年的疑虑。


1900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这颗苦果之因,同样可以追溯到戊戌年。


图:康有为。戊戌年的康党仍秉持“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立场。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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