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托庇洋人以逃生,制

06/15 09:07 新京报书评周刊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它是历史教科书中必修的内容,也是有关近代史普及读物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在我们的脑海里,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以至于提起“戊戌变法”四个字时,可以不假思索地唤起一片完整的画面:一些流淌着热血的维新志士,发起了一场旨在革新中国的变法运动,尽管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镇压下功败垂成,六位烈士也血洒刑场。但他们尝试改变的勇气和力量,以及散发出的那种激情和生命力深深感染了后世,从而使一场失败的政变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拐点。


2018年6月9日 《新京报·书评周刊》


我们推出《戊戌变法120周年:重返历史现场》系列文章重返历史现场作为一种途径去认识戊戌变法,让我们更真切、更细致入微地感受到历史存在的方式,尤其是对那些太过熟悉的历史。


松筠庵、仁寿殿、菜市口和东交民巷,乍看起来,这些分布在北京各处的地点似乎毫无联系,在120年前,就是它们因戊戌变法而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一历史事件上演的重要舞台:起于松筠庵中的“公车上书”,成于仁寿殿内的君臣召对,终于菜市口里的喋血刑场,而它的一线火种,又从东交民巷遁迹海外,重获新生。


接下来,我们将依次按地点重返历史现场,今天的文章是“东交民巷”。


在这座数百年来由青砖灰瓦和金顶朱墙组成的城市里,东交民巷是个古怪的所在。


从1861年鸦片战争后第一座英国使馆在这里建立以来,它就像是西方的一块飞地,空降在这座古老东方帝国的都城之中。大理石和水泥搭建的高楼大厦与周边低矮的四合院混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无论是它嵌入这里的方式,还是这里出入的人员,抑或他们的为人处世方式,都与这个古老国家迥然不同。


就像两块本来并不匹配的拼图,被勉强拼到一起,但在漫长的相处中,却逐渐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结。



撰文 | 李夏恩


无法交融的现代与传统

两种情结的交错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戊戌变法就是这种情结诞育的婴孩儿。它的哺育者康有为及其同党们,既希望它流淌着尧舜周孔古老而神圣的血脉,又试图让它吮吸西洋现代文明的乳汁。因此,当变法者们为婴孩儿寻找乳母时,就必然会与东交民巷里的洋人们发生联系。


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中就一一分析那些为变法充当乳母的外国人。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则成为康梁等人获取西学最重要的知识仓库,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大段照搬这份报纸上的内容。李提摩太成立的广学会,对变法鼓吹甚力,在1895年10月17日,他第一次与康有为见面,一见如故。


李提摩太译述的《泰西新史揽要》是如此驰名,被时人许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时,更以此书作为教材课授生徒。在蒙召对后,他还将这本书呈递给光绪皇帝。不过他意料不及的是,皇帝早在三年前就是这本书的热心读者了。光绪帝的近臣孙家鼐在1895年10月12日第一次会面时,就告诉李提摩太,他“每天同皇帝阅读这本书,已有两个月了”。

泰西新史揽要》

作者: 麦肯齐

译者: 李提摩太、 蔡乐康

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1月


1898年,已经擢升权要的维新党人,当然与这些外国乳母的关系更加紧密。各国公使驻节的东交民巷,也就成为他们往还交流之所。注目同样也是相对的,东交民巷也同样对这些朝中新晋侧目而视。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的文书、电报和信函不断发往母国,随时报告这场变法运动的进展。


其中最关注这次变法的,当属英、日两国。他们对维新党人的好感来自于后者的投桃报李。在康梁等人的国际观念中,中国外患之首乃是俄国。俄国对领土贪求无厌,蒙古、新疆和东北已被它视为口中膏腴,必欲吞之而后快。相形之下,英国对华利益在于市场开放,日本则是同文同种之国,更何况维新党人的知识来源主要来自美英,而日本又一再向这些变法者们频频示好,待以殊礼。


而且从远东格局来看,日中两国在防御俄国方面还有共同利益,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对将东北沃土视为囊中物的日本,乃是一大打击。就像杨深秀所言:“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迫,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之急,”,故而对中国频频示好:“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主,振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


伊藤博文,日本政治家。在离职内阁后曾访问中国,对当时的维新变法提供支持。


“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中国古代先贤如此谆谆告诫,要警惕那些出于利益而结成的友谊。但在1898年,这句中国哲言在外国似乎失去了部分效力。


9月21日下午两点,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和几天前来华访问的伊藤博文刚刚吃完午饭,正在聊天。伊藤来华访问的目的之一是协助中国变法,一天前,他刚刚按照日程安排,受到光绪皇帝接见。但令他奇怪的是,这场本应互相交换改革经验的对话,却变成了数分钟的问候寒暄,之后就匆匆结束。这一困惑,几分钟后,就被一名不速之客的到访解开了。



梁启超的逃亡路线

登上日本军舰


眼前这个“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的年轻人正是梁启超。他告诉林权助,宫中发生政变:“皇帝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耄耋老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太后之怒”,因此太后发动了政变。


他告诉林权助,搜捕康有为的谕旨已经发出,自己也很可能在缉捕名单上,三日之内,就会被绑缚市曹处死。但他冒死前来,只是为了请求林权助“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说完便“仓皇而去”。


在林权助多年后的回忆中,梁启超自誓就死的悲壮辞色显然深深打动了他。他将刚才与梁启超的笔谈转述给伊藤博文后,也得到了后者的激赏:“姓梁的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钦佩的家伙。”


林权助打定主意,如果梁启超回来,就要救他出脱死路。当天晚上,公使馆门口突然响起一阵骚闹。林权助正在奇怪的一刹那,突然看到梁启超飞快地跑了进来。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将他藏在使馆一间屋子里,伊藤决定让梁启超逃亡日本:“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之起伏跌宕,不亚于好莱坞大片《胜利大逃亡》,只是历史没有为这些演员安排特效烟雾。林权助和伊藤博文制定了周密的逃亡计划,由于通缉令已经发出,门房报告公使馆已经遭到中方暗探的监视。林权助将梁启超剪去辫子,改换成打猎的样子,让当时从天津前来的领事郑永昌护送他搭乘火车前往天津。


图为北京日本公使馆


梁启超在天津领事馆里躲避了三天,直到9月25日晚上9点,他才与郑永昌和另外两名日本人从英租界的紫竹林码头悄悄登上一艘中国船只,前往塘沽港,转航赴日。就在这个晚上,梁启超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一艘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马号”尾随跟来,并且在凌晨两点左右,追上了梁启超等人乘坐的小船:


快马号上乘坐清国的警部、持枪的士兵和其他二十多名中国人,他们声称下官之船中潜藏着清国罪犯康有为。下官再三辩解,拒绝搜查,但他们置之不理,强施暴力,用绳索将下官之船缠上,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


在5天后发给日本外务省的机密报告中,郑永昌记述了这次历险,他与前来逮捕的中国官员舌战了两个小时,终于说动他们转乘自己小船一同前往塘沽,再作解决。


这可能是梁启超人生中最漫长的五个小时,在他藏身船舱外的甲板上,与抓捕他的中国官兵,两者只有一墙之隔。早晨七点钟,小船终于抵达塘沽。郑永昌看到停泊在港口的日本军舰大岛号,急忙摘下帽子挥舞,让他们放下舰载快艇迎接。“清国警部与士兵见到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郑永昌要求他们“按双方在新河附近协议来展开充分的讨论”,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已无谈判之必要”,可以想见郑永昌看着中国官兵仓皇离去时嘲讽的微笑。当梁启超踏上日本军舰甲板的那一刻,他安全了。



康有为的逃亡路线

被英国记者发现身份


就在梁启超胜利大逃亡的同时,康有为也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小小风波。这一次,庇护他逃出险境的是英国人。


早在9月21日通缉令下达的两天前,他就已经觉察到情势有异,在接到光绪帝催促他前往上海督办报纸的谕旨后,他将事务委托给弟弟康广仁和梁启超等人,前往天津塘沽搭船。


康有为(左)与梁启超。


他本来已经预定乘坐9月21日下午4点轮船招商局的海晏轮前往上海,但因为嫌官舱空气恶浊,所以临时改搭上午10点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让他意想不到的,正是这次临时决定救了他一命。


几乎与他登船的同一时刻,通缉他的谕旨随即发布。但他在船上一无所知。在烟台停靠时,他甚至下船买了著名的烟台梨。而更巧合的是,烟台官员正在胶州出差,没有及时收到通缉他的电报。


但当9月23日,他抵达上海时,通缉令已是街知巷闻,到处都是查拿他的官兵。上海道蔡钧的秘书将一张康有为照片交给英国驻沪代理领事白利南,要求他协助搜查所有从天津开来的英国轮船。当白利南问他康有为究竟犯有何罪时,这名中国秘书找了一个极为拙劣的罪名:康有为进献红丸毒药弑君。这不过是明末三案中“红丸案”的翻版。

  

这是你的照片吗?你在北京杀了人吗?


《泰晤士报》驻沪记者濮兰德将照片对着眼前站在甲板上的康有为看了又看。他正是奉白利南之命,前来拦截康有为的。他出示了一张上海道通缉告示,告诉康有为他被控进毒杀皇帝的谋逆之罪,命令将他“秘密逮捕,就地正法”。



死里逃生的康有为

从通缉犯变成座上宾


康有为哭了,有那么一刻,他或许认为对方是来抓捕他移交中国官员的。但濮兰德旋即解释说白利南领事相信他是忠臣,所以特别指示他带来了一艘军舰来营救他。在白利南写给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中,他详细报告了这次营救经过:


只花了几分钟,(康有为)就离开邮轮,登上快艇,接着他就被(濮兰德)转移到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巴拉瑞号’上……在‘巴拉瑞号’逗留吴淞口期间,我多少有些担心,唯恐某些中国雇员,在一笔巨额赏金的激励下,可能会试图取康有为的性命,所幸的是‘巴拉瑞号’的菲尔德船长所做的防范十分完备,一位全副武装的哨兵日日夜夜守候在他的船舱门外。


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康有为顺利逃到香港,之后转往日本与梁启超汇合。值得深思的是,这两个人在政变爆发后,已经完全失势。如果仅仅是出于利益,那么日、英两国的外交人员完全没有必要收留这两个已经沦为烫手山芋的过气英雄。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其目的除了看中他们日后东山再起的潜质之外,也不能否认其中道义的作用。出逃险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了欢呼喝彩,这两名中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国事犯被媒体奉为上宾,采访谈话的邀约不计其数,而他们也非常乐意自己任由新闻记者的摆布。因为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复仇武器:舆论。



康有为的指控

是历史,还是伪造的神话


慈禧太后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性情非常保守,对于给予皇帝以统治帝国的实权,她是不愿意。1887年曾经决定拨出三千万两银子作为建立一支海军的用处,但自从定造了定远、威远、致远、靖远四艘军舰,并付清了价款之后,太后就把剩余的钱拿去修颐和园了。不久之后,当拨付或筹集另外三千万两银子作为修筑铁路之用的时候,她又滥用了其中一发部分……她对于西洋文明之介绍,是一贯反对的,除了宫廷中的几个太监,以及几个可以觐见的大臣之外,她对外面的人是很少看到的。


1898年10月7日,逃亡香港的康有为在豪商何东爵士奢华舒适的家中,接受了《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在对英国人为他提供的保住表达谢意之后,他迅速发动了向慈禧太后的舆论攻击。英国记者西格雷夫在慈禧的传记《龙夫人》里总结了康有为对慈禧发起的指控,他将慈禧称为“临朝伪后”“淫乱宫闱”“窃国大盗”“贪婪老妪”和“万民灾祸”。


在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康有为的香港来信中,历数“伪临朝”犯下罪状罄竹难书:


伪临朝毒我显后(慈安太后),鸩我毅后(同治皇后),忧愤死我毅宗。今又幽废我皇上,罪大恶极,莫过于此。


有必要指出,这些罪状在康有为“披露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无论是公共官书还是私人笔记,都未出现过这类记载。


而在康有为宣布这些所谓的罪状后,却突然冒出一大批关于这些罪状的细致描述,搜集有清一代稗官野史的《清稗类钞》可以说是这类记述大成之作。而在此之后,根据这些罪状演绎的小说秘闻更是不胜枚举。1989年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一代妖后》更是对这些罪状进行了声情并茂的刻画,慈禧虐杀同治皇后的情节因为太过残酷,以至于成片上映时不得不剪去这段镜头。


《一代妖后》(1989) 电影剧照。


那么,康有为宣传的这些罪行是真的吗?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康有为“披露”之前,从未有人提起过。档案文献也不支持诸如毒杀慈安太后和同治皇后之类罪行的史实证据。


但有些指控却非空穴来风。慈禧挪用北洋舰队军款3000万修建颐和园的故事一直被历史学家所采信。直到邹兆琦在1984年发表了《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史实考证》,才辨清了这一指控的真伪。在翻检了海军衙门的档案奏折以及其他史料后,邹兆琦得出结论,确实有部分海军军费被挪用建造颐和园,但即使将修建三海工程的数额加在一起,也只有一千二百万两到一千四百万两之间,而这还是最高估算的结果。如果只计算真正挪用的经费,可能只有六百万两上下,并且大部分只是“暂借”而非挪用。


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的指控是康有为开列慈禧罪状中最可信的部分。但他藉此将慈禧描述为一个贪婪专横的女暴君的形象却十分成功,以至于直到今天,都成为人们心目中慈禧太后的标准像。


荷兰画家华士·胡博所绘慈禧太后像。


康有为提供的其他证据,在历史学家的检视下也纷纷原形毕露。从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对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和所谓光绪“密诏”的质疑开始,到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康有为已经成为了近代史上最大的伪造者,他伪造了自己在戊戌变法时的奏疏、光绪皇帝的密诏、谭嗣同的绝命词和遗书,乃至咸丰皇帝对慈禧表达不满的遗诏。


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恰恰是这些伪造品构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戊戌变法的神话。



神话落幕

120年前的他们也充满缺陷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编造的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神话当中,最令人心寒的是他们编造了谭嗣同妻子李闰以死殉夫的故事。


在TVB于2003年出品的20集清装武侠电视剧《英雄·刀·少年》中,李闰由杨怡饰演。


根据他们的描述。李闰对杨椒山妻子自杀殉夫的故事非常着迷,年轻时就撰写了一篇《论杨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作为自我激励。当她听闻谭嗣同被杀的消息后,“袖中出刀自颈”,尽管被人救了过来,但她还是在愤怒之下“创破血直射丈余,两訾皆裂,遂死”。


康梁试图将其打造成一个戊戌变法版的杨椒山夫妇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完全是杜撰伪造。李闰虽然悲恸欲绝,但为了支撑家庭,所以并未自杀,而是坚强活了下来,从族侄中为谭嗣同选择了后嗣,并将其抚育成人,以承继谭嗣同血胤。并且最终等到了清廷覆亡,谭嗣同名垂千古的光辉时刻。


但她却没有更多地享受这一光荣,而是作为一名推动当地教育的女性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革命后衣锦还乡成为传奇人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经对她有过任何帮助。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编辑的《清议报》上刊登的谭嗣同夫人李闰的传记,这篇据称引子天津《国闻报》(即康梁好友严复主办的报纸)的传记中,谭嗣同活得好好的遗孀硬是被编造成为夫殉节的烈妇。


多年后,在杭州的一个戏院里,戏台上正在上演根据戊戌变法改编的戏剧《光绪痛史》。当舞台上的光绪和康有为相顾痛哭时,台下也传出痛哭之声。原来康有为正坐在台下,看着舞台上的自己老泪纵横——他也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


戏里戏外,观众演员,究竟孰真孰假?当我们回溯1898年,就会发现,真实与谎言混杂在一起,就像从红小豆中挑出赤小豆一样困难。它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和一个神话,以至于如果内心不够坚定,很难不带着敬畏之心去回望它。也因此,我们更容易接受一个神话,而将剥离神话的史实看作是又一段精彩的反转剧情。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神话将复杂的历史变得简单明晰,它主题明确,有不得志的臣子,专横的暴君,仗义执言的义士和横加阻扰的权臣,以及慷慨赴义的英雄,他们共同推动着事件走向一个悲剧性史诗般的高潮,并且留下了可以被各个时代吸取的教训。它牺牲了细节的真实,而获得了更大的真理。


但这就是戊戌的意义吗?构建在真伪参半地基之上的大厦可能长久吗?教训和意义真的比真相更重要吗?当我们回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现场,亲身感受他们在那一时刻看到的一切,在卷帙浩繁的史料里一珠一线地去伪存真,就会发现掩埋在神话之下更深层的意义:120年前的他们与今天的我们并无不同,也是一群有着缺陷和矛盾的人,有着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执拗、争吵、虚伪和夸诞。


但无论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是正面还是反面,他们都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从而塑造了历史。这可能才是1898年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给今天我们的答案。


本文整理自2018年6月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6-B07版。作者:李夏恩;编辑:宫子、张得得。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戊戌变法120周年:重返历史现场

历史的骨头是硬的,好在人心是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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